□侯仰军

重阳节前回菏泽，菏泽市人大原副主任潘建荣问我想去哪里看看。我说这次回来时间有点紧，只有半天时间，咱们去定陶吧，再去看看官堌堆、仿山。

定陶在历史上曾是个赫赫有名的地方，被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称为“天下之中”。在定陶，官堌堆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遗迹。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在这里登基称帝，建大汉四百年基业，这里遂被人们称为“官堌堆”或“受命坛”“即位坛”。

斗转星移，随着时间的流逝，官堌堆逐渐被人们遗忘。2005年4月和2006年4月，我和潘建荣曾连续两年带历史、考古方面的专家到这里考察、调研。记得第一次来这里时，还颇费一番周折。不仅路不好走，问了几个当地人，都说不知道这个地方。后来还是把车停在姜楼村，沿着田间小路向南走了大约500米，才到了官堌堆下面。当时我们细细考察了官堌堆裸露的文化层和周围的地貌，在农田里还发现几个新石器时期的陶片。据考古勘探，官堌堆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在这里曾发现蚌壳坑，采集到鹿角化石、野生动物骨骼、牙齿、石刀、石镰、骨针、贝壳、陶斧等大量先秦时代的遗物。

我们这次来官堌堆，感觉她比十七八年前似乎又矮了一些。由于文化层暴露明显，裸露的灰层和烧土面依然清晰可见。围着堌堆转了一圈，我发现原来老百姓供奉的神龛都被清理了，还用几十块青石板修了一条直达堌堆顶部的石板路。但作为一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官堌堆经历了几千年的风吹雨淋和洪水冲刷，保留至今实属不易，应该把它保护起来，不让游客轻易上去。

在定陶以至整个鲁西南、豫东地区，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不少高耸于地面的像官堌堆这样的“堌堆”（有的称为山，或称为丘），有覆锅形、椭圆形、长方形、圆柱形。仅在菏泽地区，就有一两百处，如安邱堌堆、安陵堌堆、梁堌堆。堌堆上的文化堆积几乎全部为灰黑土质，一般高出地面五六米，地下深埋四五米。这是上古时期菏泽地区岗丘布野的最好佐证。那时，菏泽地区的气候比较湿热，常有洪涝灾害发生。每当洪水来袭，人们为了躲避水患，自然选择台地作为栖身之处。在长期居住的过程中，有时可能因洪水太大而将台地上的房屋冲垮，人们只好待洪水退去之后，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加高地面。《淮南子·齐俗训》说：“禹之时，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积薪，择丘陵而处之。”就是明证。

这一现象也可以通过菏泽堌堆遗址的发掘资料得到证实。1979年，菏泽地区文物工作队对曹县莘冢集遗址进行试掘，从大汶口文化晚期到商代晚期，该遗址人为地加高大约3米。1984年秋，北京大学考古系对安邱堌堆遗址进行发掘，从T13西剖面可以看出，自龙山文化晚期到晚商时期，该堌堆遗址人为地增高4米（尚不算商代以后对商文化层的人为破坏）。这就表明，躲避洪水侵袭是菏泽地区堌堆遗址形成的最重要原因。

潘建荣说，根据古籍记载，刘邦受命坛在定陶老县城南10里，那就不应该在官堌堆。官堌堆被说成“受命坛”，是明朝以后的事。刘邦受命坛应该在现在的定陶城内，在老东关的白土山路上。那里地势很高，因为老百姓经常进行白土布交易，得名白土山。1933年修定陶城墙，1982年修外环路，才把白土山挖掉了，但至今那里地势仍比别的地方高一些。50年前，他曾到过那个山上，登高四望，记忆犹新。后来我们开车去定陶城区，到白土山路上看了看，与别处似乎没什么不同。

世间万物就是这样，只要是过去的，不管是历史人物还是历史事件，我们都不可能让其起死回生或者重现，毕竟，“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历史学家不可能完全“还原”历史真相，他能做到的，只不过通过考证，无限“接近”历史真相。汉高祖刘邦登基处，《史记》记载是“甲午，乃即皇帝位氾水之阳”。《括地志》说：“高祖即位坛在曹州济阴县界。”两千多年过去了，由于黄河一次次淤积，氾水早已被湮没。地标没有了，哪里去找？

刘邦登基称帝时，事出突然，戎马倥偬，是因陋就简，就在一个堌堆上修建即位坛，还是另起炉灶，新建高台？都有可能！潘建荣提供的信息，只有留给后世学者考证了。

离开官堌堆，我们到了仿山。据历史记载，仿山位于定陶县城西北约5公里处。它由东西两山构成：东山高约12米，东西宽90米，南北长340米；西山高约4米，东西宽54米，南北长140米。两山中间有深谷，共占地约3.8万平方米。堌堆之高大，工程之宏伟，在菏泽地区首屈一指。周朝建立后，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叔振铎被封于曹,建都陶丘。曹叔振铎死后，葬于陶丘东北7.5公里处。自曹叔振铎至伯阳二十五代，并葬于此。因墓地规模宏大，仿佛若山，后人称其为仿山。

在菏泽一带，仿山比官堌堆的名气大，因为这里有庙会，老百姓都知道。2006年4月，我和潘建荣来考察时，站在东山上，周围的景物一览无余，很显高大。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从官堌堆、仿山，到何楼遗址、白土山、梁王台遗址，一路走来，眼看着太阳西斜。于是紧赶慢赶，终于在天黑前到了“天下之中博物馆”——潘建荣在半堤镇潘楼村建的私人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汇聚了潘建荣二十年的心血。不仅有挖掘的、捡的，甚至花钱买的大量实物，更有古今学者的著作、各类年表等对菏泽历史文化的梳理，让人们看了之后对菏泽的历史文化一目了然。

我和潘建荣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二十年前。那时，我在济南工作，任齐鲁书社编辑室主任，并跟从李学勤、方辉老师攻读考古学博士研究生。2003年10月26日，我接到山东社科院彭立荣打来的电话，说菏泽市人大副主任潘建荣来了，对搞舜文化很有兴趣，希望中午见一见。我本来不想去，心想一个政府官员搞学术研究，会不会是心血来潮或者沽名钓誉？但一见面，感觉这个潘主任还真是要搞点学问。他说，他只是小学毕业，做了一辈子行政工作，当过兵，下过工厂，搞过计划生育，如今快退休了，也有时间了，想好好做点学问，特别是菏泽的历史。我知道，菏泽的历史不好搞，一是黄河淤积，把宋朝之前的历史遗迹都埋在了黄沙之下；二是菏泽经济不景气，缺少经费；三是最要害的，由于经济落后，菏泽的历史文化不被外地人“尊重”，菏泽本地人也“自轻自贱”，没有底气。

那天是星期天，吃过午饭，潘建荣提出，想请我带他去齐鲁书社转转。一个下午的时间，我们聊了很多，从此开始迄今二十年的学术合作之路。

首先，在各地召开座谈会，宣传菏泽历史文化。

菏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传说是伏羲之桑梓，尧舜之故里。曾为商汤京畿，后为兖州（古九州之一）中心，被《史记》誉为“天下之中”。只是在金朝之后，由于黄河泛滥，才失去原先的荣光。我们要弘扬菏泽的历史文化，首先要让人们知道菏泽、重视菏泽、帮助菏泽。2003年10月以后，潘建荣和我、徐子红（曹县县志办编审）一道，先后到济南、曲阜、天津、石家庄、安阳、北京、西安、郑州等十几个城市，查阅资料，拜访名家，召开座谈会，宣传菏泽的历史文化。

很多专家对菏泽比较陌生，对菏泽的历史文化也不熟悉，但他们在宏观视野上、在学术理论上都有独到的见解。同时，听了我们的介绍，他们也开始关注菏泽的历史文化。记得有一位考古学专家说，你们来晚了！从文献上看，唐尧、虞舜、夏禹、商汤都和菏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这些年，都让别的地方争去了！

其实，历史真相不是谁能争就争走的。

其次，摸清“家底”，调查菏泽的历史遗迹。

那几年，在频繁到市外进行宣传的同时，潘建荣还多次邀请专家、学者到菏泽下属各县、区考察、调研，以期摸清“家底”。我虽然当时在济南工作，也参加好多次。2005年4月，到成武县、曹县、定陶县、牡丹区实地考察小台遗址、文亭山遗址、文亭湖、梁堌堆遗址、莘冢集遗址、安陵堌堆遗址、古陶丘遗址、官堌堆遗址、汉尧陵遗址、汉成阳城遗址；2006年1月，冒雪前往曹县阎店楼镇土山集拜谒汤陵，考察亳都遗迹，并到豫东的商丘、兰考、开封、长垣、滑县、濮阳调查先秦遗址，查阅资料；2006年4月初，陪同沈长云、张翠莲到牡丹区的尧陵遗址、汉成阳城遗址、安邱堌堆遗址、凤嘴堌堆遗址、青丘堌堆遗址，鄄城县的历山庙遗址、尧陵、陶堌堆遗址、葵丘遗址、古甄邑旧址，定陶县的官堌堆遗址、仿山遗址、项梁墓、范蠡墓、梁王台，成武县的纪河寺遗址、梁丘遗址进行详细考察；2006年4月中旬，又考察了曹县的春墓岗遗址、梁堌堆遗址、伊尹墓、汤陵……通过实地考察，专家、学者们普遍认为，菏泽的历史文化灿烂辉煌，应该在新的时代焕发出应有的光彩。

第三，成立“菏泽历史文化与中华古代文明研究会”，搭建研究平台。

经过我们多次商议并在潘建荣的多方奔走下，2005年6月25日，菏泽历史文化与中华古代文明研究会成立。成立研究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菏泽的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一个平台，动员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关注菏泽、研究菏泽、宣传菏泽。研究会成立18年来，做了大量工作，出版了十几本（套）有关菏泽的学术著作，极大地推动菏泽的历史文化研究。

第四，恢复尧陵等地面建筑，给海内外炎黄子孙留一个祭拜祖宗的地方。

尧陵在哪里？有很多说法，原因主要是黄河泛滥造成的。汉代之前，菏泽地面上就有尧陵。汉武帝时期，尧陵被黄河水淹没，后于汉宣帝时在原地重修，本无争议。西汉末年的刘向曾说：“尧葬济阴，丘垅皆小。”东汉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也提到尧冢或尧灵台：“济阴郡……成阳，有尧（冢）灵台。”东汉末年应劭说：“濮水南入巨野。成阳县有尧冢、灵台。”可到了金朝年间，尧陵再次被淹没。后人不明就里，遂起争议。乾隆元年（1736年），山东巡抚岳濬重修尧陵，起因是“自金末河决，尧祀移于东平州芦泉山之阳，然尧陵自在谷林，不在东平”“东平一陵，实属沿误，随委员查视，尧陵在濮州城东南六十里古雷泽之西谷林寺前，有享殿三间在焉”。说明清朝人已认定山东东平的尧陵是后人所修。《清史稿》还记载了乾隆皇帝如何主持学术讨论并认定尧陵在今菏泽的事。在占有史料的基础上，潘建荣动员各方力量，在菏泽市牡丹区胡集镇尧王寺村西重修尧陵，塑尧舜雕像，建祭祀广场，吸引大批海外华侨、华人前来认祖归宗，带动当地的旅游业。

第五，进行考古勘探和挖掘，实证菏泽悠久的历史文化。

金、元以来，黄河泛滥频繁，重创菏泽的经济、民生，掩埋菏泽的繁华和悠久的历史。据勘探，菏泽大多数地方积沙达5—10米，个别地方在10米以上。由于大多数地方积沙太厚，长期以来，考古学者多以为此地无古可考而很少涉足。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考古调查证明，在鲁、豫、皖的黄泛区内，就在随处可见的“堌堆”之上，往往有重大发现。据1992年的文物普查和考古发掘资料，菏泽地区发现大汶口文化至汉代遗址416处（不包括梁山县），其中以龙山文化遗址、商和春秋战国时代遗址为主，定陶、成武、菏泽（今牡丹区）一带是遗址密布区。这说明，菏泽地区考古大有可为。可问题是，积沙太厚，水位太高，一挖就出水，请谁来勘探挖掘？关键时候，方辉和陈雪香发挥很大的作用。十几年的时间，菏泽考古成果迭出，不仅在定陶发现北辛文化，还发现大量的汉文化，尤其是发现目前我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大型“黄肠题凑”墓葬，大大改变人们对菏泽的历史偏见。

七千年文化结硕果，二十载心血著华章。二十年来，省内外一大批学人，在菏泽广袤的大地上，栉风沐雨，兢兢业业，重拾菏泽的文化记忆，重构菏泽的文化根基，擦亮菏泽的文化品牌，提升菏泽的文化自信。菏泽，必将会在新的时代焕发出她应有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