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新月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又称农业生产责任制，农民叫它“大包干”，是农村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重大改革。这次改革，成功地解决了农民长期没有解决的温饱问题，为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以前，东明县和一个“穷”字长期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是出了名的“三靠县”（吃粮靠统销、生产靠贷款、花钱靠救济）。“穷则思变”，当全国改革大潮涌动时，东明人民冲在了大潮前头，率先实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一举摘掉了“三靠县”的帽子。从1978年开始，三年时间就解决了吃饱饭的问题，并有余粮交给国家。

东明县能够较早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是与当时菏泽地委书记周振兴同志的支持分不开的。周振兴同志心怀百姓、敢于担当、对党对人民有着高度负责精神。菏泽人民热爱敬重这位好书记，他与菏泽人有着深厚的感情。

1978年4月，周振兴同志到东明检查工作。我陪同他到了小井村。走进第一家农户，看到的情况是：两间房子已拆去一间。主人说，用拆下来的木料换了粮食。剩下来的一间屋是用高粱秸堵起来的。房子中间挂着一个篮子，周书记扒扒篮子，发现里面放着几个用高粱壳、谷糠和少许杂面合成的窝窝头。他掰下一块放到嘴里，嚼了好长时间才咽下去。周书记问主人：“就吃这个？”主人说这也不是常有的。周书记顿时脸色凝重，眼中充满了泪水。这泪水有自责，有对人民疾苦的心痛，更有决心改变这种情况的激情。他转过脸对我说：“解放二十多年了，群众还吃不饱，穿不暖，我们有责任啊！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周书记的话，像锤子一样打在我的心上。使我顿时想到，就东明而言，这种情况并非少数。我对周书记说：“我们没有做好工作，对不起群众。”

我在东明工作27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是这么一条规律：“全年抓生产，秋后搞统销”。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一年生产的粮食，留下种子、牲口饲料后，人均达到三百斤以上的是极少数，多数人均二百斤左右，有的人均只有几十斤。缺粮要国家调拨；调来了粮食，又有相当多的农民没钱购买，还要申请救济；许多农民看病也要到公社求助。

形成这种局面，固然有自然灾害的影响，但农业生产经营上的“大锅饭”，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当时有这样一种现象，农民“自留地”的收入，相当于大田地的三到五倍。1978年麦收后，柳里和小井几个大胆“不听话”的生产队队长偷偷把土地借给农民一部分，粮食产量明显增了许多。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农业生产的好坏与农民劳动积极性的关系。

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改变，确实是一个重大的政策问题。特别是文革中对“三自一包”的批判，各级干部可以说是谈“包”色变。所以，干部改变认识、解放思想是有一个过程的。柳里与小井的生产队队长认为，一个生产队队长不算什么“官”，不叫干不干，先让社员吃几顿饱饭再说。他们偷着干，只干不说。相当多的干部，看到借地的效果，认为是可行的，但不敢去做，盼上级有说法、有文件。当然，也有的干部认为宁肯饿肚子，也不能犯错误。

那次，周振兴书记从小井村回到县里，同县委几位负责同志谈话。他说，“在小井村我看了六户，情况都差不多。农民吃不饱饭，我们心中是有愧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周书记指示“一是自留地按规定足额给农民；二是有的生产队借地给农民不要去制止。别的生产队学习他们就让他们学；三是要及时了解掌握下面的情况，注意总结经验，因势利导，最后统一于一个好的做法。”他说，“你们不要怕，你们只管干，错了我承担责任！”周书记问县委书记王玉德同志：“玉德同志你敢不敢？”王玉德同志说：“周书记，农民穷成这个样子，只要能让他们吃饱饭，有了温饱，撤了我的职，我不怕！”

周振兴书记这样做，他知道是有风险的。他曾对老伴孟大姐说：“再打成‘三反分子’不大可能，贬家为民是可能的。只要能让老百姓吃饱肚子，我回家种田也高兴。”这些话当时我们是不知道的，是后来孟大姐对我们说的。当时，他们是和儿女们打过招呼的，说“你爸爸如果出了事，我们全家就回家种田。”

习总书记要求我们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我们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处处事事为百姓着想，想着百姓的生产生活，想着百姓的冷暖病痛，想着百姓的快乐幸福，因此而忘掉个人得失，变得无私无畏，周振兴书记就是这样的领导者。

党的利益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党的指示、政策形成过程是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毛主席说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没有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敢于创新、敢于改革、敢于发现和总结群众经验的领导干部，我们党的政策的制定就失去可靠来源与真实的依据。周振兴同志就是一位敢于创新和善于发现和总结群众经验的领导者。

周振兴书记在全区四级干部会议上，以长达七个小时的讲话，阐述他“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群众的强烈要求，是让农村农业走出困境、农民吃饱肚子的正确途径，是农业改革必由之路”的观点。

他列举了亲自调查得来的大量材料，说明不管是借地给农民的、实行“口粮田”“责任田”的、部分土地包产到户的，其效果都是好的，群众是满意的。这些地方，群众生活均有较快和明显提高，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周书记大会上苦口婆心地给全区干部讲，实行农业“大包干”，对于体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克服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业发展，巩固和壮大集体经济，增加社员收入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应该给予充分肯定，满腔热情地、积极主动地、因地制宜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区推广。生产落后的单位可以实行，生产先进的单位也可以实行。现在推行各种形式的联产责任制的条件已经成熟，当前的问题是我们各级领导要体察民情，顺乎民意，因势利导地加以正确引导。

周书记的胆略来源于对党对人民的忠诚，同时也来源于他经过调查研究得到的第一手材料。他到东明多次，找干部座谈、听取各方面汇报、走访群众，他了解的情况是真实而系统的。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东明县在落实中央两个文件过程中，结合实际情况在政策上采取一些松动、灵活的措施。主要是在一部分社队分了一部分村头荒、边远地给农民耕种，收入全部归己；大多数社队由少到多逐步推行了“口粮田”（即每人三五分耕地自种，包产内统一分配，超产部分全部归己）、“责任田”（即将一部分耕地定产定工包给社员耕种，包产内统一分配，超产部分全部归己）和“大包干”到户（即经济作物包交售任务，包上交生产队现金；粮食作物包征购任务、包生产队提留，其余部分全部归己）等办法。实际上这些做法都是不同形式的包产到户。

——东明县这样做的结果是：有效地调动了广大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促进全县形势迅速向好的方面转化。1979年粮食总产达到2.36亿余斤，比1978年增长18%以上，创造历史最高水平。棉花、花生等经济作物和林、牧、副、鱼等多种经营取得了较大发展。1978年粮食购销相抵，净向国家交售975万斤（另有议购大豆2400万斤，换购560万斤）。结束了连续21年吃国家统销粮的历史。

——东明县包产到户的三个阶段。从分村头荒、边远地、口粮田到包产到户，开始都是个别单位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之后县、公社发现增产、效果显著才逐步推广起来。发展过程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传达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到1979年底，主要是在一部分单位分了一部分荒地和口粮田，全县分田的单位约占生产队总数的60％左右。分田约35万亩，占全县耕地面积的22.5％。第二阶段，从1979年到1980年春天，东明县委根据群众要求扩大了口粮田，口粮田由原来的三五分到一亩左右。同时普遍推行了棉花、花生“大包干”到户的办法。第三阶段，口粮田扩大以后，在生产上与集体大田出现了矛盾，所以，在1980年夏收夏种之后，基本上所有土地实行了包产到户，就是“大包干”。

——从效果上看：一是能够大幅度增产。刘楼公社耿堂大队，1978年粮食产量13.53万斤。1979年每人分了一亩七分“口粮田”，使全大队的粮食产量猛增到46万斤。社员生产劳动的积极性高涨，他们说“过去种地是队长一人操心，现在包产到户，人人操心”。二是能够彻底克服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倾向，更好地贯彻物质利益原则，因而大大调动其劳动积极性。三是牲畜农具迅速增加。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全县牲畜1979年比1978年增加2000头，1980年上半年又增加了5854头。地排车一年就增加22430辆。四是能够充分挖掘土地的潜力。东明县全县27万亩撂荒地，52万亩飞沙、盐碱地，随着“放淤改土”计划的实现和农民的精耕细作，得到了充分利用。五是不再拖国家的后腿了，集体经济有所发展，社员生活迅速改善。六是干部真正参加劳动了，干群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

周书记把调查得来的材料整理出来，通过简报、会议进行传播，使干部的思想进一步得到解放，并让各单位在落实中相互借鉴。同时，亲自将材料系统化加上自己的观点，形成报告及时上报中央。当他看到他的报告在“内部参考”刊登之后，他激动不已。他自己的看法符合中央的要求。并有消息传来，中央已总结了各地这个方面的经验，准备发出关于农村改革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指示。周书记在精神上获得巨大支持。

人们的认知水平，啥时候都不会整齐划一，所以，改革也不会一帆风顺。然而，改革大潮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改革的成果荡涤人们种种疑虑和思想障碍。东明县三十年的巨变与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我们党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的一场新的革命，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为强国富民提供了活力源泉和根本动力，也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东明县1980年有51万人口，106万亩耕地。自1958年到1978年21年间吃国家统销粮6.97亿余斤（购销相抵国家净调入4.4882亿斤），花国家救济款195万元，自然灾害救济金3147万元，外流人口7万余人。到1979年全县尚没有全部实行“大包干”的情况下，粮食已自给有余，棉花、油料较大幅度增产，超额完成国家收购计划。到1986年全县粮食产量达到4.24亿斤，人均800多斤。

新华社记者南振中分别于1979年和1980年发出《看粮囤》《政策牵动故乡情》两篇报道，其中有这样两段话。

《看粮囤》：“这个一向贫穷落后的东明县，今年基本上摘掉了吃统销粮的帽子！这消息，吸引我再次来东明访问。我访问的第一位社员是沙窝公社柳里大队的李宝明。他正端着饭碗吃饭，高兴地对我说，去年春天还缺粮断顿，没想到今年就吃‘一块面’（不掺杂粮）的馒头了。他热情地把我领到屋里，屋里的陈设，桌椅板凳全是破破烂烂，唯有粮食囤是新的。一囤麦子，两囤黄豆，一囤高粱，还有几口袋谷子和玉米。前几天卖给粮站的一千斤黄豆还不算。现在的粮食足足有二千多斤。”

《政策牵动故乡情》：“人总是爱自己故乡的。和土地有着天然联系的农民，更舍不得离开自己世代居住的家园。但是，由于1958年的工作违背了客观规律，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在山东省东明县刘楼公社耿堂大队竟有半数左右的农民离开了养育自己的土地。1978年，大队按政策重新给社员划了自留地，分了饲料地。接着，又实行了联系产量计算报酬的生产责任制。社员群众长期以来受到压抑的劳动积极性迸发出来了。耿堂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变化着；前年粮食总产13万斤，去年增加到46万斤；前年还吃国家统销粮，去年每个社员平均口粮超过700斤，家家户户大囤满、小囤流，集体经济也开始发展，今年春天生产队卖出几万斤黄豆，买回两台25马力的拖拉机，还添了许多新农具，党的正确政策又使耿堂人重返家园。只要今后继续按照三中全会精神办事，要不多久，耿堂人就会用勤劳的双手，把自己的家乡装点得更加美好！”

周振兴书记退休之后还几次到东明，了解当年实行责任制较早的几个村的变化，找农民朋友拉一拉。所到之处，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2024年4月23日，周振兴同志与世长辞，但他带领菏泽人民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让老百姓吃饱饭的改革意识和担当精神，将永远被菏泽人民铭记。

（本文作者温新月曾任中共东明县委副书记、单县县委书记、菏泽地区纪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