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区域》夺得第96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项，影片用声音和影像创造出一种具体可感的“平庸之恶”。

1961年，德裔思想家、犹太人汉娜·阿伦特应《纽约客》的邀请，去耶路撒冷参加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的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的庭审。结果她所见到的艾希曼与想象中的恶魔大相径庭：他看起来像一个枯燥乏味的老职员。她在写给自己的老师雅斯贝尔斯的信中这样描述了对艾希曼的第一印象：“他其实挺笨的，不过在某种意义上，也不笨。”随后她写下系列文章，并写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掀起轩然大波。

何为“平庸之恶”？

因为书中将艾希曼描述为“平庸的”（实际上这个词几乎到最后才出现）、并没有深度思考能力的人。他不像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查三世或是那种“一心想做个恶人”的人，更像是一个努力工作以期晋升的职场老黄牛。另外，她在书中对战时犹太社团的领导层直接发出了指控。在战后犹太复国主义话语迅猛的语境下，阿伦特的言论遭到了几乎一边倒的讨伐。我们暂不讨论涉及犹太问题的部分，主要的问题是“平庸之恶”当时被理解为替纳粹恶魔的罪责开脱，仿佛艾希曼只是一个机械的执行者。这印证了他本人所说的自己只不过是“希特勒毁灭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或许我们应该承认，阿伦特当年并没有看到足够的关于艾希曼在奥斯维辛以后的文献——他在长期的流亡中从未放弃过纳粹意识形态，并妄图联合一些人。在法庭上的木讷很可能是他掩饰自己的面具。但值得注意的是，思想家指出的“平庸”指的是“恶”本身，是“恶的平庸性”——恶本身就是平庸、没有深度的，并不是说只有一个艾希曼是平庸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一个情节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恶的平庸性”。《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魔鬼夜访伊万·卡拉马佐夫，在魔鬼的步步逼问下，那个在讲述“宗教大法官”时雄辩的伊万成了一个狼狈的小瘪三。再滔滔雄辩的外表也难以掩饰内核的平庸。平庸并非指“普通”或“底层”。“不思考”是相对于“思考”而言，对于思想家来说“思考”是非常高的要求。在阿伦特的框架里，思考大约意味着在“本来意义上的人”的方向思考。

艾希曼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在杀人，但是纳粹意识形态将基于恶的种族/民族仇恨倒转成一种“正义”，并且让这种“正义”（某种历史目标）成为一种新的市民准则。市民以此为“最高正义”，并以这种虚假的正义为理由对恶选择允许，因为那都是为了“最高正义”而必须发生的。这个“最高正义”的诱惑如此强大、如此闪闪发光，令他们拒绝且敌视了更进一步的“思考”——这便是“平庸”。比如，对于大屠杀有两种屏蔽的态度：一种是“选择性遗忘”；另一种是“假装不知道更正确”，而平庸就更近于后一种。

我们可以通过艾希曼在奥斯维辛的竞争（党争）对手、突击队大队长鲁道夫·霍斯来理解这个“平庸之恶”。霍斯1947年被判绞刑。他在临刑前依然认为，纳粹的意识形态是合理的。霍斯和大多数党卫军一样，出身于市民阶层（他的父亲是一个从小给他灌输纪律与服从思想的推销员），靠一路奋斗获得海因里希·希姆莱的赏识，是最核心的纳粹分子之一。正是他负责设计了大型毒气室，使得几百万人命丧他手。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他正是纳粹市民意识形态的成功学典范：靠个人奋斗走上人生巅峰，有一个看似完美的、宣传片中的雅利安家庭，生活优渥。这种成功正是与实践了国家“最高正义”（消灭民族国家的敌人）密不可分的。

但我们在这里不难发现民族国家神话的伪崇高与市民阶层理想的真世俗交织在了一起。而据说法西斯运动的群众基础正是市民阶层、小资产阶级（但这种阶级判断今天看来显然过于简单）。他们既无宗教信仰（霍斯即抛弃了宗教），也不可能做出“人本来意义上的人”的选项，而拥有富有的物质生活（同时也需要大多数人比自己穷）则是他们真实的选择。这种价值取向在如今看似乎也俨然成为了一种“正确”。这是否也能借用于理解当下全世界隐藏的法西斯危机？

“利益区域”是什么？

英国导演乔纳森·格雷泽的德语电影《利益区域》是去年、今年世界各大影展的大赢家。这部电影的主人公正是霍斯一家。我们前文的“铺垫”正是为了更好地去理解这部电影。格雷泽用声音和影像创造出一种具体可感的“平庸之恶”（摄影师为拍摄了《修女艾达》《冷战》等优秀作品的波兰艺术家。他这次没有用擅长的黑白，而是用低饱和度、高压抑感的彩色影像，主要是广角镜头和自然光线完成了这部作品，有几分像帝国军官生活的纪录片）。

如果不考虑纪录片风格的影像，再抽取掉集中营背景，这个电影的故事就很接近于常见的模范励志爱情：他们17岁相逢于微时，通过几十年奋斗过上了梦寐以求的中产生活。男主为观众展现了职场精英争斗，展现了顾家的好爸爸形象——他带娃游泳，喜欢足球，给娃读枕边故事，不管工作多晚都会回家；女主则展现了全职太太带五娃的幸福生活——她晒闺蜜下午茶，晒娃，晒“时装”，对了，还晒园艺（gardening）以及复归自然的初心（田园生活）；她只给家人吃自己种的有机蔬菜。后来男主工作需要调动，他们之间围绕是否搬家产生了一点分歧（这也是全剧最大的“矛盾冲突”），并以女主继续留守田园告终。这不正是一个时下大众意识中理想的“岁月静好”剧本吗？敏感的观众会觉察到这种理想模本的“平庸性”及其与“微观的法西斯”之间的关系：它看上去越像“正常的”，就越令人不寒而栗。

“利益区域”是什么？女主海德薇格（桑德拉·惠勒饰）在影片中有非常具体的回答，就是她的“田园”区域（原著中指奥斯维辛周围25英里），她为之奋斗了十几年终于实现的理想生活。那么利益从何而来呢？很直接，这里产出的美丽鲜艳的花朵是特供元首的，每周都会专送（冬天甚至配有玻璃温室，那可是1942年）。这与霍斯在党内的晋升直接关联。当我们知道这些都是“献给元首的花朵”时，女主抱着襁褓之中的孩子，让他去嗅玫瑰花的那一幕就有些异样的恐怖味道了。

那么，花花草草的肥料是从哪里来的？海德薇格冲女仆发脾气时说的那句“我的丈夫会让你化成灰”可能很能说明问题，提醒我们这个“利益区域”就是奥斯维辛的一部分。高效率的焚尸炉（其设计方案也是在这个“利益区域”完成的）正是霍斯负责的，骨灰会沿着河道流过来……

“假装不知道更正确”

霍斯喜欢整洁、纪律，穿的雪白西服一尘不染，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纳粹意识形态要求绝对整饬，每个人必须像机器上的螺母一样各司其位。将人当作实现历史目的的工具正是其要点。但事实上没有人能真的如此。我们看到，当霍斯在河中发现漂来的骨灰时，他的反应是很大的。对于他来说，这就是纳粹机器出现了异样，是不允许发生的，但国家/民族机器又是他唯一的信仰。不然他还能依附什么呢？所以他甚至有些慌乱地迅速带孩子回家，反复冲洗。洗什么呢？当然这意味着他知道这是死亡的标记，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他罪责的问题。他绝对不会不知道，但是他更关心的是在体制内的晋升。毕竟，元首是喜怒无常的。

“骨灰”在影片中还出现了好几次。他“知道”——但有另外一个声音告诉他，“假装不知道更正确”。罪感不是麦克白夫人手上的血，是可以清洗的。影片中霍斯还有另一次“洗”：他召来一个少女（可能是波兰人）为他提供性服务，完事后他有点嫌恶地清洗了自己的下体。在整部影片中我们都没看到霍斯如何杀人，但是导演让我们看到烟囱冒出来的烟（烟当然是有叙事功能的，就像小津电影里那样），同时给他一个穿制服的侧颜。依然是一丝不苟的，整洁的。他的洁癖细节的确有助于建立起一个刽子手的形象。

海德薇格是霍斯的一个同构。同样有一个声音提醒她罪责问题。集中营会向她“进贡”犹太贵妇的衣服。她小心地关上门，裹上裘皮大衣揽镜自照，摸到大衣口袋里的口红试用，又擦去。这很像趁妈妈不在家偷穿大人衣服、化妆的小女孩。但她不会让其他人看到这些，打开门她就还是那个国家“最高正义”意义下（民族纯正、身体强壮、生育很多）的典范女性。她同样体现了纳粹平庸之恶的“假装不知道更正确”原则。能这么做，当然是因为她的利益捆绑在国家机器上。这也让她的一些行为看起来更荒诞：“利益区域”和集中营只有一墙之隔，她当然再熟悉不过了。但是在社交场合，当墙外的狼狗狂吠不已的时候，她就训自己的家狗，仿佛墙外什么都没有发生。她如此熟练，但不见得就信以为真。相反，在这件事情上，她那布尔乔亚的家庭理想更重要。“利益区域”就是她理想的具体实现，不允许人破坏这种感受，哪怕是霍斯。

有点经验的观众看到他们在河边争吵的一幕时，都能看出其中的虚伪——她的那些言辞都是在演戏。不过历史上，逃亡的霍斯也正是因为她的坦白而被抓住的（否则她的儿子要被送往西伯利亚）。“奥斯维辛的女王”——当她炫耀式地告诉女伴时，就好像在唠家常一样。这并非意味着她对屠杀一无所知。她的利益区域和隔壁的运作有极其相似的地方：园艺意味着铲除“杂草”，把不符合固定标准之“美”的生命全部清除。她的果园和菜地都非常整饬。在摄影师的镜头下，那些红色花朵令人印象深刻，仿佛是食人花一般张开血盆大口。如果将此截图放到搜图软件搜索，大概率还会搜到一张著名的、用红黑二色组成的希特勒头像。然后我们看到的是长达20多秒的红屏。这种鲜血般的视觉和前面那种低饱和色调的冷感形成了强烈对比，并与开头和结尾长达好几分钟的黑屏形成了内在的呼应。

“假装不知道更正确”原则甚至体现在小孩子身上，这就更令人背后一凉。“我们在霍斯家度过的那段真挚时光，将永远成为我们最美好的回忆之一。我们的明天就在东方，感谢您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式的盛情款待。”两个在“利益区域”度过夏天的中学生如是留下小作文。社会的败坏通常是从语言的败坏开始的——诚哉斯言。霍斯的两个儿子的玩具之一是带牙床的牙齿……

不见光的影像是仅有的光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少年都被犬儒化。影片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段落之一是，导演用热成像摄影表现了地下抵抗组织的游击队活动：一个女孩（未成年身份不容易引起怀疑）骑着自行车在集中营苦役犯会经过的那些地方藏下水果、食品。这些看似简单的食物足可以救命。这个细节源自真实历史。这种“不见光”的影像反而成为了影片中仅有的光。在她如此行事时，我们听到的声音却是霍斯给小女儿读《韩瑟儿与格雷特》——民间故事和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

电影之所以成为电影，而不是电视的特征之一就是电影的声音的绝对重要性。对于电影来说，声音和画面是两套运作系统。这部影片的声音设计者是李维，他在多部影片中的表现都非常精彩。《利益区域》中我们听到很多来自自然的声音，比如狗吠、流水声等，但更多是电子合成的如同来自地狱的声音，阴森恐怖，像是绝望的、凄厉的哭喊，又像非人的、魔鬼的呓语。这些声音若隐若现，配合着岁月静好的画面，以及主人公饰演的无动于衷，令观众坐立难安。

“假装不知道更正确”准则并非适用于所有人。它更像是一种人性的考验。假装得久了，或者面具拿不下来，或者迟早绷不住，或者崩溃。影片中有几个角色“绷不住”的时刻，但它也提供了通往现实的指涉。影片最后转场到了今天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纪念馆现场，工作人员打开门，开始了一天的工作，随即长时间的黑屏、结束。但这短短的一小段纪录片，却直接使人们开始思考今天的“平庸之恶”——或许这才是创作者最重要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