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成文

1986年夏日的风，燥热中隐含些许阴凉。

7月，幸运之神眷顾我这个穷山沟的孩子，我幸运地通过了当年中专预选考试，准备到县城参加升学考试。班主任要求我们回家带50元，作为考试的费用。我心里却装着沉甸甸的石头，刚才因为喜悦而膨胀的快乐犹如肥皂泡沫瞬间消逝了。我家穷啊，风从四面八方拥来，吹得墙壁上仅有的斗笠呼呼作响。家里别说50元，就是5元也拿不出来。父母见我回到家中，欢天喜地地从玉米林里钻出来，得知要交50元，他们的笑容一下子如严寒冬日般凝固了。

那天晚上，父母在细微的争吵声与沉重的叹息声中一夜未眠。他们最后达成共识：天亮之后去亲戚家中借一借，看能不能凑齐50元。天刚吐白，父亲就踏着露水出发了。

暮色四合，父亲披着一身疲惫回家，黝黑的脸庞写满忧郁，他一分钱也没借到。七尺男儿的他居然蹲在门槛边嚎啕起来，骂自己活得太窝囊，连孩子的考试费都没有攒足。

7月初的一天，太阳这个火球拿出看家本领，将地面烤得一触而燃。乡里的邓书记来我们村检查防汛工作，因为父亲是村干部，邓书记就到我家吃午饭。席间，母亲的哀叹声引来了邓书记的疑惑。“嫂子，遇到什么困难了，给我说。”邓书记搁下筷子，慢声细语，根本没有一丁点儿领导的架子。母亲见邓书记和蔼可亲，便把我参加考试的事一吐为快。“来，这是邓叔叔给你的100元钱，一半拿去交给老师，一半留着在县城买点东西。”邓书记从手提包里掏出皱巴巴的10张10元人民币，递到我的面前。我不敢接受，更何况他是乡里的大领导，管辖着我们乡1万多人呢。父亲点头同意后，我接过邓书记的钱，深深鞠躬。

我的热泪在眼眶里浸润，发誓要以优异成绩回报邓书记的恩情。在考试的3天时间里，我超常发挥，顺利考入了当地的师范学校。

参加工作后，第一次领了工资，我带上礼物去乡政府大院看望邓书记。邓书记很高兴地收下礼物，而我执意要还的100元钱他坚决不收。他希望我把100元钱捐献给那些急需资助的学生，让家乡的孩子都能多读书。

在邓书记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大形象。我要向邓书记一样，做一团火，去温暖那些贫寒的人，让他们感受到党的照耀。

1992年秋季开学一周了，班上还有一名叫陈东红的女生没有到学校。我放弃休息，跋山涉水3个小时终于见到了陈东红。她的父亲5年前在外地建筑工地干活时摔死了，狠心的老板不但没有给一分钱的抚恤金，还扣留了她父亲几个月的工钱，而她的母亲却在一个做买卖的男人的诱惑下离家了。无依无靠的陈东红只好与年迈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说实话，看到陈东红那个破烂不堪的家，我心凉到了脊背。我顾不上坐下休息，叫上她返回了学校。初中最后这一年，陈东红就像我的女儿一样住在我家，我包下了她学习生活的所有费用。

一年后，陈东红没有考上高中，我送她去城里的一所职业中专读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她被广东一家企业看中。现在，陈东红有了自己幸福的小家庭，有了丰厚的收入。她每次打电话过来，我都告诫她一定要回报社会，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去帮助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

陈东红提出要资助贫困大学生上学的请求。在众多的贫困大学生中，我给她推荐了李相。现在，就读于华南某大学的李相，每月初都能收到远在深圳的陈东红1000元的生活费。80年代邓书记的100元钱，早已超越面值，不断提升、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