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写作65年，定陶区杜堂镇84岁农民何善军写了100本日记，摞起来足有1.5米高。这100本“农民日记”见证了时代变迁。近年来，他结合日记中记录的第一手资料和对国家大政方针的思考，开始研究农村养老问题，先后发表论文20多篇，有9篇获国家、省、市级奖项。其中《农村家庭养老出现的新问题及其对策》在中国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人口与经济》发表，后被十多家报刊转载，并被北京大学、中央党校评为优秀论文，还入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库》一书。

□记者 姜培军

给地委书记提建议

“这是周书记当年给我的回信。”9月11日，何善军找出一封珍藏44年的信件，这是时任菏泽地委书记周振兴写给他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周振兴为代表的一批干部凭着坚定信念、责任担当、非凡勇气，拉开了菏泽农村土地改革的序幕。周振兴任菏泽地委书记期间，领导700多万菏泽农民搞土地承包，与万里在安徽的行动基本同时、同步。菏泽由此走进了改革开放的春天。

作为一个自幼在农村长大的农民，何善军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有着切身的体会和独到的见解，对农村改革抱有强烈的渴望。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为促进“大包干”所做的思考、采取的行动。1980年，他曾给周振兴写过一封“建议信”。周振兴亲笔给他回了信，并把那封何善军的信在菏泽全地区公社书记会议上印发。不过，这也给何善军带来不少麻烦。从改革初期何善军的几篇日记中，我们仍不难看出当时改革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和人民群众对改革的渴望及拥护。

“我从去年就反复思考关于如何让农民尽快摆脱贫困、推行生产责任制推行的问题，经多次修改，今日总算把几点看法写在信上给周振兴书记寄去了。反正是尽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至于领导有什么看法自已就管不了啦。最坏的情况无非是引不起重视，‘石沉大海’罢了。但如果能为领导工作提供一点参考也不算白费力气吧！”1980年4月29日，何善军在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文字。从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当年给时任菏泽地委书记提建议时的忐忑心情。

令何善军没有想到的是，10多天后，他收到了周振兴的亲笔回信。1980年5月1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收到周书记的回信，他说我的信他一连看了两遍，完全同意我的观点。他还说这封信要在全区公社书记会议上印发，这使我感到不安。自己写的只是对当前几个问题的看法，是供领导工作参考的，对错问题不大，但印发全区就不同了，何况对问题的分析自己也并不十分满意。但是只要领导这么决定了，就有他们的考虑，只要能对菏泽发展农业生产多少有点用处的话，那我就达到目的了。”

新生事物的发展，没有一帆风顺的。何善军关于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议，果然引起了一些人的非议。这反映在他1980年5月21日的日记中：“昨天上午，杜堂公社的孔宪雷书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恭维了一番。他说地委召开的公社书记会议结束了，会上周书记专门找他谈话问了我的一些情况。因为我写的‘信’由各公社第一书记带回本单位，今日常委会上念了这封信，引起各种议论，有人说我信中讽刺了一些干部，他们至今还认为‘大包干’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下回到解放前’。”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后，农民劳动有积极性了，生活也丰富多彩起来。1981年6月5日，何善军在日记中写道：“从当前形势看，包产到户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包产到户后每人都操心，今年凡包产到户的小麦都获得了丰收。现在农民又在酝酿，秋种时种多少亩小麦？需要多少肥料？要浇几遍水？明年能达到多少产量？可见，党的政策调动起来的农民积极性是无法估量的。”43年过去，从这则日记中，不难看出何善军当年的欣喜之情。

35年专注“农村养老”问题

何善军常年生活在农村、靠务农为生，近年来结合日记中记载的第一手资料和对国家大政方针的思考，开始研究农村养老问题，先后在《中国老年报》《人口与经济》等报纸杂志上发表论文20多篇，有9篇获国家、省、市级奖项。现在，他已成为国内农村养老问题研究方面小有名气的“农村养老”问题专家。

“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刚推行计划生育，那时我们这些乡镇企业的支部书记、厂长经常被抽调去做计生工作。耳闻目睹、亲身经历让我深感要想计划生育顺利推行，必须解决农村养老问题。尤其是读了1989年3月17日《社会保障报》刊登的美国学者、教授研究中国农村养老的文章对自己触动很大，心想美国的有识之士如此关心中国的农村养老，作为中国人，我们探索这个问题更是责无旁贷。”何善军回忆。

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收集资料、调查走访，一有新发现就记在日记中，为今后写论文作准备。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农民，要想深入研究一个课题并写作成熟的论文，其难度可想而知。但何善军认为，只要有恒心、有毅力，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目标一旦确立，最重要的就是行动。”何善军说。理论研究要读经典，他便买来《人口学》《人类社会研究法》《农村老年学》《政治经济学词典》等专著和有关工具书。

“我不吸烟、不喝酒，把省下的钱都买了书、订了报，每年都订阅十几种报刊。白天上班没时间读书，就两头挤，夜里11点休息，早上5点起床，雷打不动。”何善军说，“理论联系实际，以自己家所在的许堂行政村（含5个自然村，3600人）为基础进行调查、访问，并详细记录有关数据。”

1991年7月5日，山东省老年学会成立暨老年学学术研讨会在济南召开，何善军的论文《农村家庭权力的转移对养老的影响》宣读后，获专家学者高度评价。省委原副书记、时任老龄办主任的王金山，三次找何善军谈话并给予他很大的鼓励。“我生活在农民群众之中，调查访问比那些偶尔下乡一次的专业研究人员方便许多，能获得真实情况，反映广大农民的呼声。1999年11月10日发表在《中国老年报》上的《农村如何养老》，就是因为贴近实际、可操作性强，得到普遍好评。”何善军说。

“专精定律告诉我们，只有专精在一个领域，才能有所发展。从我公开发表的论文题目可以看出，每篇都有‘农村’两个字。”何善军说。1995年他写的《农村家庭养老出现的新问题及其对策》在中国人口学核心期刊《人口与经济》第三期发表后，被北京大学、中央党校评为优秀论文，并选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库》一书。2012年写的《影响农村欠发达地区老龄工作进展的七大因素》被中国老年学会主办的《老龄参考》刊发后，在学术界获较高评价。

2006年9月，何善军作为全国唯一一名农民代表应邀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国老年学学会成立20周年大会庆典暨2006年老年学学术高峰论坛，受到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等领导同志的接见。“在农村养老问题上，老何最有发言权。”会议期间，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教授都向这位来自农村的“土专家”表达了敬意。

何善军认为，他之所以在农村养老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点成绩，是和记日记的习惯密不可分的。比如，近年来，他每年都要对所在村子60岁以上的老人数量、健康状况、生活情况进行统计，并记录在日记中。如果没有日记，这些宝贵的资料恐怕早就无从查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