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溪花灯戏《花腰飞虹》剧照。

“把太阳戴在头上，把星星钉在身上，把彩虹系在腰间。”昨天，在玉溪花灯戏《花腰飞虹》上演前的周末，玉溪市花灯剧院院长矣露与该剧主演夏毅媛在宛平剧院的“大宛集戏曲梳妆台”率先带来了一场沉浸式导赏，她们从原始的花腰傣服装特色出发，深度解读花灯戏及《花腰飞虹》的舞台灵感来源，精巧的设计令听者忍不住纷纷掏出手机拍照留念。

《花腰飞虹》是亮相第22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舞台的多部地方戏中的一部。“地方戏曲向来是艺术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借助这个平台，这些优秀剧目走出地方，来到‘戏剧大码头’，完成了‘上海首演’，让更多人感知到地方剧种的发展。”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遴选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吴孝明说。今年，花灯戏、花鼓戏、曲剧、锡剧、晋剧等多台大戏，借“艺术的盛会”闯上海，也为金秋的申城舞台带来更多亮眼鲜明的地域色彩。

艺术节的老朋友，带着新创力作回归

“十个玉溪人，九个会唱灯，还有一个跟着哼。”花灯戏是玉溪市受众甚广的地方剧种。与上海观众熟悉的京、昆、越等剧种不同，花灯戏属于“民歌体”，歌舞性极强，有歌必有舞，有舞必有歌。五彩缤纷的短裙、走起路来叮咚作响的银泡、身后挂着的精巧竹秧箩……为让观众直观地欣赏到花腰傣民族服饰的美，矣露特地穿上了原汁原味的传统装束，一边讲解一边演示。原来，花腰傣中的“花腰”二字正是源于俏丽的腰带，姑娘们的腰带花色各不相同，都是母亲为女儿量身定制的，凝聚了美好的祝愿。

“《花腰飞虹》来上海参加艺术节，是注定的缘分。”矣露开心地对记者说。玉溪花灯戏与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缘分可以追溯到第一届。1999年，改编自莎士比亚名作《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玉溪花灯戏《卓梅与阿罗》曾来沪，由花灯戏表演艺术家杨丽琼领衔。上海观众的热情令杨丽琼记忆犹新：“观众散场的时候都留在剧院门口久久不愿意离开。”如今，杨丽琼以艺术指导的身份，带着剧院新创力作《花腰飞虹》再度来到申城。11月15日和16日晚，《花腰飞虹》将连演两场，玉溪市花灯剧院可谓倾全院之力，带着80多人的团队提前来到上海准备，光是服装就装了数箱。

台上的青春奋斗之情与台下的沪滇情谊交相呼应。巧合的是，剧中女主角、花腰傣姑娘“刀秀云”的打拼之处正是在上海。《花腰飞虹》的剧本与当下接轨，讲述了年轻人的创业故事，描摹新时代少数民族的新面貌。“《花腰飞虹》首演四年之后，现在我们终于把戏带到这个城市了。”矣露难掩兴奋。演出当天，宛平剧院还将有身着民族盛装的花腰傣演员，为观众现场带来“风情花腰傣”与“神秘哀牢山”的讲解，让更多人了解花腰傣的民族文化以及哀牢山的秀美风景。

不同的视角下，传统与现代相得益彰

许多参演本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地方戏选择了贴近时代的故事，在舞台焕新着各个剧种的时代表情。商洛花鼓戏《情怀》上周亮相大宁剧院时，现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情怀》以幽默风趣、青春浪漫的花鼓喜剧风格表现了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到单位的赵小燕，抱着“山乡育我一份情，我报山乡一世恩”的家国情怀来到云湖村扶贫的感人故事。悠扬婉转、活泼轻快的商洛花鼓音乐，奏出地方戏的魅力与活力。

与《花腰飞虹》一样，锡剧《涓生之路》为让上海观众流畅地进入赏戏状态，演出前主创们也特地进行了导赏活动。锡剧被誉为“太湖一枝梅”，表演艺术是在小生、花旦为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音乐唱腔具有戏剧情景和细腻动人的人物感情。▼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彬彬腔’起腔高亮，落腔浑厚，首尾腔相呼应。‘梅腔’是锡剧‘旦行’中影响最大的一支流派，推动了锡剧音乐由五声音阶向七声音阶的过渡。”《涓生之路》主演王子瑜说。

吴孝明观察到，地方戏的创新不仅体现在故事本身，也体现在不同的叙事角度和叙事方式。例如取材于鲁迅小说《伤逝》的《涓生之路》，编剧仲春梅不满足于写爱情和妇女解放，而是想到了时代和青年的命题，为了加强戏剧性，虚构了同乡青年阿力、教育局易局长和他的儿子易升、图书馆郝大爷，并将原小说中的房东太太和小东西做了戏剧化处理，让当代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看完戏后能有更多的思考。同样是改编自鲁迅的作品，来自戏剧大省的曲剧《鲁镇》则是由《狂人日记》《祝福》《阿Q正传》《孔乙己》等多部作品改编而成，将鲁迅笔下众多的典型人物和虚构人物集中在鲁镇上，营造了一个全新的艺术空间，让不同的人物进行时空对话，从而把鲁迅众多的作品嫁接到一起。

既有传统价值又有现代审美，这是参演本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地方戏拥有的共同特质。《夫子正传》是湖南省花鼓戏剧院继《桃花烟雨》《蔡坤山耕田》后再度摘得曹禺剧本奖的作品，也是剧院数十年来首次携作品参加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在舞台上，“为教书先生树碑立传”的创作初衷演变为层层递进的戏剧冲突，旧文人张九如的坚守与抗争及文人气节的淬炼和重生，诠释着极具张力的人物形象，给沪上观众带来了一场韵味十足的湖湘盛宴。